宋刊巾箱本《万卷菁华》考论——李致忠

李昭玘（？——1126）字成季，号乐静先生，济南（今属山东）人,或作钜野（今山东菏泽）人。少与晁补之齐名，又从游苏轼，为东坡所称道。北宋元丰二年（1079）进士，为徐州教授。又因李清臣举荐， (略) 正字，改校书郎，加秘阁校理，通判潞州。召为秘书丞、开封府推官。历提点永兴军、京西、京东三路刑狱。后坐元符党籍夺官。徽宗即位，复召为右司员外郎，迁太常少卿。但以“尝倾摇先烈，每改元丰敕条，倡从宽之邪说”为陈次升论劾，出知沧州。崇宁初，主管鸿庆宫，复入元祐党籍，从此闲居十五年。靖康元年（1126），复召为起居舍人，诏下已卒。南宋绍兴初，追复直徽猷阁。闲放后，寓意于法书名画，贮於十囊，命曰“燕游十友”，并序云：“与今之人友，或趋附而陷于祸，吾宁与十者友，久益有味也。”（《宋史》卷三四七《本传》）为文旷荡磊落，歌诗奇丽惬适，有《静乐先生集》行世。可知，昭玘辞世时，正当北宋末帝欽宗即位的靖康元年，则其所辑《万卷菁华》前编，必在是年之前。从入元祐党籍至谢世，李昭玘有过十五年的闲居，《万卷菁华》前编六十卷，或即辑稿于其时，亦未可知。

《后集》辑者李似之（生卒年不详），初名弥远，后易名弥逊，自号筠翁，又号普现居士，一说仙井监（今属四川）人，一说吴县（今属苏州）人。北宋大观三年（1109）进士，官起居郎。以封事鲠切，贬知庐山县，改奉嵩山祠。宣和末，起知冀州。建炎三年（1129），复官起居郎，累迁至户部侍郎。秦桧主议和，似之抗疏力争，桧邀至私第，甜言蜜语说服之。似之曰：“弥逊受国厚恩，何敢见利忘义！顾今日之事，国人皆以为不可，独有一去可报相公。”（清彭绍升《居士传》卷三十一）桧黯然。似之再上疏，争益力。绍兴九年（1139）出知端州，改漳州。明年乞罢职居连江西山，筑菴以居十馀年。连江，属福州。可知李似之不仅在闽建做过官，罢职后又隐居福州连江十馀年，可谓半个闽建人。卒后，朝廷思其忠，追赠敷文阁待制。

《万卷菁华》后编卷前有似之自序，谓“《前编》六十卷，为钜野李君乐静先生所著，仅成半璧，未剖全牛，愚故续以《后编》八十卷。星霜几变，会萃弥勤，此中必有苦心。敢向邯郸而学步，当世讵无同志冀随碔砆以俱珍云尔。建炎二年连江后学李似之书。”因知《万卷菁华》後编八十卷，脱稿当不晚于南宋之初的建炎二年。李似之邯郸学步，续辑《万卷菁华》，旨在剖全牛，成全璧。未料，此旨却为书铺子镌印此书在书名上穿靴戴帽以求广告效应留下了空间。“太学新增合璧联珠”，便是书铺子加上去的桂冠。“太学”，乃中国古代的最高学府，连最高学府都要增添或编辑这样“合璧联珠”之书，其他府学、郡庠、书院、家塾，乃至举子书生，还不赶快抢购，岂非广告者何！

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及其《附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等，均未著录此书。明代官修《文渊阁书目》卷三“类书类”著录“《万卷菁华》一部五册”，未知是否为全书。明代朱睦（木+挈）《万卷堂书目》卷四著录“《增修声律万卷菁华》九十二卷”。清代范邦甸《天一阁书目》卷一著录“《万卷菁华前集》八十卷又一百十四卷”；卷三又著录“《太学增修声律万卷菁华前集》八十卷，蓝丝闌茧纸钞本”。清《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七子部“类书类”著录“《万卷菁华前集》八十卷《后集》八十卷《续集》三十四卷”。这些著录，书名不一，卷数不一，显然各有增损，难言出自谁手，故都不著撰人名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断此书为“宋人科举之书”，“皆饾饤残賸之学，殊无可取”。盖《四库》所指之本，乃浙江范懋柱家藏本。这个本子《前集》多出二十卷，又增《续集》三十四卷，显系后人乌龙阑入，已非原书之貌，故“殊无可取”。

(略) 图书馆所藏之本， (略) 场所见零帙，卷前后扉叶皆钤“五福五代堂宝”、“八徵髦念”、“太上皇帝”三阳文方印；开卷右上角钤“天禄继鉴”阳文方印；中间骑上栏钤椭圆形“乾隆御览之宝”，表明此部《万卷菁华》曾是清宫天禄琳琅旧物，后由溥仪以赏赐之名赐予溥杰，携出禁宫，转道天津，再到长春。1945年日本投降，再从长春伪宫散出，分别落入图书馆或个人之手， (略) 图书馆所获最多，但亦不全。 (略) 场所见零帙，乃一部书之散落者，故其钤章、装潢皆同。

乾隆九年（1744），尝命内直诸臣检阅秘府藏书，择其善本进呈御览，并于昭仁殿列架庋置，赐名“天禄琳琅”，并御题“天禄琳琅”匾额高悬殿内。从此，天禄琳琅便成了清宫里面的皇家藏书楼，亦或称为乾隆皇帝御用的藏书楼。至乾隆四十年（1775），于敏中、王际华、彭元瑞等诸臣奉敕编成《钦定天禄琳琅书目》，著录宋版書71部，金版書1部、元版書85部、明版書252部、影宋抄本20部，凡429部。可谓“秘籍珍函，搜罗益富，又以诏求遗籍，充四库之藏，宛委丛编，嫏嬛坠简，咸出应昌期。”（《四库全书总目.天禄琳琅书目》提要）。此即所谓天禄琳琅的前编书。

嘉庆二年（1797）十月二十一日，乾清宫失火，延及昭仁殿，天?琳琅藏书亦遭回?之厄，秘籍尽焚。大学士彭元瑞又受命清点天禄琳琅烬馀之书，并移御花园及各殿藏书于昭仁殿，重编《天?琳琅书目》，著录图书663部，12258册，已逾《四库全书》三分之一,编成《天?琳琅书目后编》二十卷。《昭仁殿天?琳琅续编》云：“臣等谨案嘉庆二年*巳十月，敕尚书彭元瑞等仿《前编》体例，重编《天?琳琅续编》，维时遍理珠囊，详验楮墨，旁稽互证，各有源流，而其规模析而弥精，恢而愈富”。為此，彭元瑞特於目後跋稱：“前编宋元明外，仅金刻一种，后编则宋、辽、金、元、明五朝俱全。凡皆宛委琅函，嫏嬛宝简，前人评跋、名家印记，确有所证，绝无翻雕赝刻，为坊*书贾及好事之家所伪讬者……。足征我朝右文之盛，藏书之富，圣学高深，不特下视夫邺架曹仓，抑且远逾于丽正嘉则。”因知天禄琳琅失火后，藏书较之灾前不减反增，不仅下视东汉藏书家曹曾和唐代藏书家李泌的私藏，亦远超隋之嘉则殿、 (略) 等皇家藏书。此部《太学新增合璧联珠声律万卷菁华》既钤有“天禄琳琅”藏印，又钤有“天禄继鉴”藏印，表明它既可能是天禄琳琅的烬馀之物，也可能是乾隆四十年《天禄琳琅书目》编竣之后，又*续从各殿甄选出来也应进入天禄琳琅而暂贮御花园且钤有“天禄琳琅”方印的书。果如是，表明此书确有其特殊的经历。

检《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七宋版集部确实著录《新增合璧联珠万卷菁华》十函一百册，并云：“书一百四十卷。前有建炎二年连江李似之序，略云‘前编六十卷，为钜野李君乐静先生所著，仅成半璧，未剖全牛，愚故续以后编八十卷’。……其书前集百二十门，为天文、地理、君道、治道、人品之属；后集百七十六门，为经籍、职官、礼乐、兵戎、衣服、仪卫、器用、食货、技艺、祥瑞、物頖之属。皆各分子目，每目列名君事鉴、名臣事鉴、圣贤事鉴、群书事鉴、诸史事鉴。取成句之可为对偶者曰‘书林合璧’，单用者曰‘书圃联珠’；事之相似者曰‘譬喻，相反者曰‘反说’；撮取二字可为题者曰‘体题’，数字可檃栝其事者曰‘体字’；兼有图像。盖专为应试之用，故题曰‘太学新增’。于兎園册中，最为条理博大，而书*盛行之籍也。”“兎園册”者，乃“类书”之别名，意“谓荟萃诸书而成者也”。这类书后世多为应试之用，类乎当今的高考辅导材料，举子多，市场大，书坊有利可图，故热衷于此，所以成为“书*盛行之籍也”。《四库全书》著录者，经后人乱加增益，故“殊无可取”；《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者，乃宋人李昭玘、李似之辑录之原书，所以被彭元瑞说成“于兎園册中，最为条理博大，而书*盛行之籍也”，近为恰评。且仿《天禄琳琅书目》前编体例，在敍录后又加评此本“袖珍本，椠法极工细。为元鲜于枢家藏。枢字伯机，渔阳人。官浙东宣慰经历，累迁太常典簿。著有《困学斋集》《后集》。”进一步印证了此书的版本地位。

此书于《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被著录在宋版集部，表明以彭元瑞为首的编目诸臣认定其为宋刻。又谓“书*盛行之籍”,进一步认定其乃书*刻本。可谓眼光犀利，一语中的。这与彭元瑞的学识紧密相关，与他的鉴定实践也有关。大家知道，彭元瑞既与编《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又主编《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编目实践丰富，鉴定能力极强。

今检《天禄琳琅书目》卷一著录“《五经》一函六册”。并云：“《易》《书》《诗》《礼记》经文《春秋左氏经传》不分卷。巾箱本，行密字展，朗若列眉。中構字阙笔，慎字瑗字不阙，乃高宗时刊。上方列字音。”

又卷一著录“《东莱家塾读诗记》二函十六册”。并云：“巾箱本，不载锓刻年月。按陈振孙《书录解题》云‘自公刘以后，编纂已备，条例未竟，学者惜之’。是本公刘首章下识云‘先兄修是书，至此终。自公刘次章讫终篇，则往岁所纂辑，未及刊定。今不敢损益，姑从其旧’。则此书乃其弟所校刊也。”更引乾隆御题，谓此本“卷约字工，犹属闽中旧刻，其珍惜之”。

又卷二著录“《南华真经》二函十册”。并云：“今巾箱刊本，无所不备，是宋时巾箱本盛行于世。此书版高不及半尺，较之经部《五经》及《东莱家塾读诗记》尺寸犹缩，而字画倍加纤朗，纸貭墨光，亦极莹緻，乃巾箱本之最佳者。”

又卷三著录“《唐文粹》四函四十册”。并云：“版高半尺，乃巾箱本，亦宋所盛行者。字朗纸坚，莹然可宝。”

又卷三著录“《选青赋笺》一函四册”。并云：“是书卷中所录， (略) 试之作。目录后有‘建安王懋甫刻梓於桂堂’木记，乃书贾所辑以颁行者。……此类小版细书，作巾箱本。其製甚精，亦宋时佳椠，足供秘玩者也。”又引证乾隆御题，称“ (略) 试诸赋选本，即唐人试帖及今馆课之类，盖一时坊刻也。特笔法精镵，为宋本中絶佳者”。

又卷三所著录之“《圣宋文选》二函十二册”。并云：“书中未载刊刻年月，观其小楷书，笔法森严，密行中自见清朗，盖亦巾箱本之最佳者。”

一部十卷本的《天禄琳琅书目》，竟收录这么多典型的宋刻巾箱小册，足可使编目诸臣眼观心识，增长鉴别它们的能力，故《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之《太学新增合璧联珠声律万卷菁华前集》六十卷《后集》八十卷，被定为宋刻本，绝非凭空臆想，而是有参照有比对有根据的鉴定意见，当属可信，不容轻率置疑。

这类不利正面教育、诱导士子终南取巧、有害人才铨选的应试之书，本不该随意雕版印行， (略) 场。但书铺子看到的不是社会效益，而是 (略) 工，方便箧藏兜带，且收益良多的经济效益，所以一刻再刻这类帖括应试之书。宋时闽建私家书坊，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风格，呈现出某些可供判别它们的特色，诸如字体近柳，棱角俏励；字迹清晰，刀法精工；俗简异体字多，避讳随意等特点就凸显出来，也就多为人们所认识所掌握。

今观此书，字体棱角俏励，确有柳字笔意。椠法精工，笔画精整。细竹纸印造，墨色莹洁。满篇散发着南宋书坊所刻巾箱本应试之作的气息。

粗检版面文字，简体字、俗体字、异体字不可胜记。例将“與”写成“与”；“辭”写成“辝 ；“萬”写成“万”；“舉”写成“?”；“寳”写成“宝”；“國”写成“囯”；“覧”写成“览”；“變”写成“变”；“稱”写成“称”；“歸”写成“帰”；“釐”写成“厘”；“齋”写成“斎”；“歟”写成“欤”等，可谓随处可见，比比皆是。这是南宋书铺子刻应试之书的一大特点。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 (略) 工， (略) 力，降低了工本， (略) 场竞争能力，有利可图。

此书卷帙不小，完整准确检出全部讳字，难以做到。仅粗略翻检，可见《前集》卷十五《六府》中“政殷六府”之“殷”字；卷十七《反说》中“殷商”之“殷”字，皆不缺笔为讳。但北宋仁宗赵禎的名讳“禎”字则缺笔为讳。表现得很随意。卷十九“桓帝朝”中之“桓”字则缺末笔，表示回避此字。这是南宋刻书，特别是官刻书的通例。原因是当金兵紧逼北宋首都汴梁时，徽宗却让位太子赵桓，是为欽宗。岂料宝座未暖，则开封失陷，徽、欽二帝及其子嗣、皇后、宫妃三千馀口，皆被金人虏而北还。在那里遭受百般屈辱，死于非命。其时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外勤王，免遭同厄，得即皇位，故對宰執曰：“少帝事上皇，仁孝升闻，盖自臨御，沉机渊嘿，圣不可测，乃遭厄运，蹔为北狩。朕念手足之恩，常若神会。”（宋熊克《宋中兴纪事本末》卷一上）高宗赵构的同情敬仰之情，感染了众多的普通百姓，也包括南宋从事刻书业的许多写工刻手，他们对别的已祧皇帝之讳可以马虎，惟于欽宗的御名嫌讳，则必要回避，以示尊重。此书“桓”字缺笔，盖即此意，恰是南宋刻梓之一证。

此书《前集》卷十七《反说》中“溝洫”之“溝”字有避有不避。有避有不避，本质还是避，只是随意而已。

《前集》卷七“名君星辰门.明君事鉴”“鲁子曰聖人慎守”句中之“慎”字不缺笔。但至《前集》卷十三“书圃联珠”“刻许慎《說文》”句中之“慎”字，则又缺末笔，以示避讳。表现得仍是很随意。

“敦”字也是有避有不避，如卷二十五“王莽”中“劉敦爲御史，武庫火發，尚書郭彰不救火，敦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敦勃然曰‘君何敢持宠作威福’！晉《劉敦傳》”短短几句话中“敦”字四出，都不缺笔回避。所有这些有避有不避的现象，表明的只是该书避讳的随意性，但并不是不避，所以它能说明此书之梓行，当是南宋中后期的书铺子。

此书的钤印中有的泛紫，这不足爲奇。众所周知，印泥的制作材料，主要是朱砂、艾绒、蓖麻油或茶油、白陶土、麝香、冰片等。朱砂的学名称为硫化汞，是天然的矿物质，是印泥取色的主要成分。艾绒是用干的艾草叶捣碎而成，是调和印泥不可或缺的成分。白陶土又名高岭土、瓷土，是调和印泥的成分之一。麝香，在印泥中起调味作用。冰片，在印泥中起防腐并有芳香效果。朱砂研成极细的粉末后可以调制两种印泥：一种称为“朱镖印泥”，也有写成“朱磦印泥”者，它是漂制朱砂粉末时漂在乳钵上层的朱砂液，与艾绒、蓖麻油或茶油、白陶土、麝香、冰片等调制而成的印泥。这种印泥钤盖出来的印迹红中而略透微黄，显得鲜明清雅，赏心悦目。还有一种印泥，称为朱砂印泥，他是漂制朱砂粉液时沉淀在乳钵最底层的朱砂液，与上述那些必备的材料调制而成的印泥。这种印泥钤盖出来的印迹，红中而略透微紫，显得沉着厚重，最为美观。但这种印泥，钤盖之后若遇热，紫色还会加深，所以观察印迹，不仅要注意印泥的品类，还要想到它的钤盖季节和温度，不能见到反铅泛紫，就是印泥质量差，因而就判定是伪印，并由此否定所鈐书的版本。此外还要看印章的篆法与刀法，全面分析之后再下结论。今所见天禄琳琅旧藏《万卷菁华》所鈐“天録继鉴”及“乾隆御览之宝”，印章本身篆法灵动，刀法剔透，气度高雅，绝非出自俗人之手，毫无问题，只是印迹略有泛紫，大概用的就是朱砂印泥，加之可能钤于天气较热之际，不必以此怀疑它所钤盖书本自身的真伪。

且该书前后所加扉叶的几颗乾隆御壐“五福五代堂宝”、“八徵髦念”、“太上皇帝”，非但印色精雅，皇家气派，印记内容亦皆符合时空的转换。天禄琳琅的不少书上所鈐不是“五福五代堂宝”，而是“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原因是那时乾隆皇帝虽年逾古稀，但仍是御极的天子。嘉庆元年（1796）已传位顒琰，自己做了太上皇帝，就不宜再称古稀天子，所以天禄琳琅后编书所钤即变成了“五福五代宝”，并且加盖了一颗新印“太上皇帝”，非常符合天禄琳琅后编书形成时代的乾隆身份。这一切亦反过来印证那两颗有些泛紫的“天禄继鉴”和“乾隆御览之宝”不假。我在东北见过假造天禄琳琅的藏书，那就不仅是印泥印色不对，印章大小、字体、篆法、刀法也很拙劣，一看便知。

前边所述《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关于《万卷菁华》的鉴定意见；其书简体字、异题字、俗题字比比皆是的表征；回避宋帝诸讳但又有避有不避的随意表现；版刻的字体刀法、印纸墨色等反映出来的风格特色，前人据以将之定为南宋闽建书坊刻本，是有道理的，毋庸置疑。